近日，法国新任宪法委员会主席洛朗•法比尤斯访问我校时，将法国外交部档案馆收藏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1929年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演讲记录稿档案的复制件捐赠给学校。

1929年7月12日张伯苓校长出访法国，应法国国家社会与政治研究委员会之邀，张伯苓用英文发表了题为“中国之国民教育问题”的演讲。演讲内容由乔治•玛尔古力教授翻译成法文并作了记录。

日前，这份法文档案复制件由我院教师杨玉平翻译、校史研究室的张健教授校订成中文版，刊发于4月29日的《南开大学报》上，并已被《中国教育报》、搜狐教育、中国青年网、中国日报网、中国教育新闻网等知名媒体介绍和转载。

负责翻译工作的我院西语系法语专业杨玉平博士介绍说：“我在译稿之前，专门阅读了张伯苓发表的文章和演讲，揣摩他的语言风格和语气。张伯苓留下的文稿基本是文言，鉴于我本人的语言能力，尤其是考虑到现在读者的接受能力，我决定译成白话。但为了接近20世纪20年代的语言，我在遣词造句时特意借鉴文言的某些表达方式，使译稿保持与当前汉语的差异，追求质朴明晰、优雅流畅的风格。另外，我也查阅了有关张伯苓教育思想的文献，以确保准确地表达他的思想。” 从演讲内容来看，张伯苓谈的是创办南开学校的艰苦历程，而不是单讲南开大学，我在翻译时注意到这个问题。后来我们校订时就改成“创办南开学校”。杨玉平认为，“中文稿比法文稿应该更接近张伯苓的英文演讲。”

该档案复制件共计七页，包括主持人致辞、演讲稿正文、主持人结束语等内容，另附一页法国外交部档案馆出具的档案复制件说明，对于研究张伯苓教育思想乃至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现附上中文译文，以飨读者。

（西语系法语专业）

中国之国民教育问题

（1929年7月12日在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演讲）

张伯苓

主持人致辞

部长先生，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迎接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博士访问巴黎。我无需向大家介绍这位杰出人士，大家早就通过他的工作和声誉了解他了。

张伯苓博士与大学者严范孙先生共同创办了南开大学，现在有很多学生在这所大学学习。在大学教育领域，张伯苓博士绝对是中国最卓越的人物之一。为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像张伯苓博士这样的教育家们努力奋斗，并且将优秀的民族传统与国家的切实之需联系了起来。

南开大学是一所独立办学机构，从未受到中国社会变迁和现代化变革带来的政治动荡的影响。恰恰相反，南开大学蒸蒸日上、发展迅速，采用的是西式教育，尤以组织有序著称。近年来中国深陷政治动荡，而张伯苓博士却凭藉惊人的睿智，成功地创办了南开大学这一杰作。

张伯苓博士是一位孜孜不倦、充满热情的爱国者。30年来，为中国之崛起，他不遗余力；可以这么说，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建和发展是现代中国锐意变革的缩影。请允许我代表大家，向张伯苓博士为中国国民教育作出的贡献表示崇高的敬意！

在请张伯苓博士演讲之前，请允许我向部长先生表示感谢！部长先生亲临聚会，凸显了此次聚会的重要意义。

张伯苓博士将用英文演讲中国的国民教育问题。请乔治·玛尔古力教授用法文记录演讲内容。恭请张伯苓博士发表演讲。（鼓掌）

张伯苓博士演讲

部长先生，女士们、先生们：

放眼当今世界诸国，中国堪称最古老国家。中华文明与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起源于同一时代，却幸存下来，而且始终生机勃勃，源远流长。

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创造了强盛而辉煌的文明

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创造了强盛而辉煌的文明,满足了人民各方面的需求。丝绸、造纸、瓷器、指南针、印刷术是中国最重要的发明，它们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后得到改造利用，但都起源于中国。

中国在十九世纪中期与西方遭遇

然而，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一件亘古未有的事情发生了：中国遭遇西方。很明显，西方更加年轻，文化发展走着完全不同的道路。这是一场强烈的碰撞，东西方彼此对对方情况的无知，直至今日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中国的政治困境和经济困境

不过，东西方的思想交流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治国之道也成为相互比较的对象。之后，现代中国就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困境和经济困境。

1911年，中国推翻了统治中原长达两百多年的满清王朝，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对一个拥有四亿五千万居民、占世界人口六分之一的国家来说，制度的更替不是一朝一夕、轻而易举就能完成的事。

国家经济与工业形势面临的困境与政治困境同样严重，或者说更为严重。道路稀少，农业技术落后，收成不能满足国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在西方，自然资源是国家赖以提供民生保障的基础，而中国拥有的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却得不到有效开发，昔日的丝织与瓷器之邦，如今却沦落到进口这些商品的境地。

中国与日本的比较

我们应该指出，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突然遭遇西方世界、并且被迫改变体制和发展模式的国家。其他东方国家，尤其是日本，都曾陷入类似的境地。然而我们看到，日本成功地摆脱了困境，并从此加入了西方列强的队伍。难道日本更有活力吗？非也。这只是个适应能力问题。过去，日本文化完全照搬中国文化模式———这个民族国民性的精髓不是个人创造力，而是模仿意识。日本通过改变模仿对象，轻而易举地保留了复制外国模式的能力。而中国只知创造，不知模仿，与日本相比，在这方面自然落了下风。

以穿西装为例

下面请允许我在这里举一个穿西装的例子，我觉得这样能更好地佐证我的观点。 路过菲律宾群岛的时候，菲律宾人摩登的西式装扮令我吃惊。他们穿着最时尚的欧式服装，显得十分惬意。与他们相比，中国人差得很远。我震惊不已，思索良久之后恍然大悟。事情其实很简单：以前菲律宾人并不穿衣，皆赤身行走。一旦有人给他们衣服穿，他们自然就穿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日本的情况略有不同。日本人从未赤身裸体，他们向邻居中国人和朝鲜人借衣服穿。现在，他们又向欧美人借衣服。这些衣服当然不是新的，都是别人给量体裁制的，甚至是别人穿过的，但日本人习惯了穿旧衣服，能推陈出新，让旧衣服穿上去看着也不赖。中国人就不同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按照自己的方法、依着自己的方便和性子量体裁衣，这样就使衣服总是顺着他、适合他，而不是相反。因此，一旦穿上外国人的衣服，他就觉得别扭，就没有日本人和菲律宾人那样自在，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固然，中国人的衣服不完美，世上也没有完美的东西。既是如此，中国人的衣服可能根本不适应现代生活的需求，但要因此而抛却自己的衣服，去穿另一件完全不同的衣服，这需要走的道路似乎是太漫长了。赤身裸体的人穿上衣服很容易，而一个人如果有衣服，改改是没问题的———他要保持自己的主要线条，穿着得体的人总是有自己的审美偏好，也就是所谓的个人风格，无论时尚如何变化，他都要保持自己的风格。

中国应如何适应当今世界

根据孟德斯鸠的学说，西方民主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中国目前的民主政治体制则是五权———除我刚才提到的三权之外，中国革命之父孙逸仙博士还加上了考试权和监察权，这后两种完全是中国式的权力机制，是千百年来中国政治体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这个例子也足以说明，即使是在直接受西方影响而产生的现代化问题上，中国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传统和习惯，还是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因此，现代中国面临的另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中国要适应当今世界的变化潮流，应如何学习借鉴外国才好？对此我们必须小心谨慎。轻视甚至抛弃本民族的历史，完全代之以外来的文化，这种狂热激进的心态，适合那些在发展过程中无力创造自己独特文化的国家。中国不是这样的国家。不过，有些国家和某些受了它们影响的中国人，却低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其原因也并不在中华文化自身。这里若谈政治，我会说得很尖锐。若谈军事，中国是无法与西方列强抗衡的。现代思维崇尚武力，只有强国的文化才受重视。若中国现在是强国，中国文化中的缺陷也都会被视为优点。但中国现在是弱国，中国文化的大部分优点都被视为缺陷了。

绝不能让外来文化成为民族精神之魂

弄懂了强国文化与弱国文化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在借鉴外国文化时明确底线了。中国技术落后，设备匮乏，投入巨大的人力换来的却是极低的产量，本应具有大规模制造能力的中国却依赖进口。在军事方面，中国也远不如西方列强。中国应完善工业，实现经济自主，独立制造武器以抵御外侮。同时中国不能忘记，即便中国在物质方面与西方一样拥有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如煤和石油（正是它们成就了西方文明的崛起），能够藉此成为世界工业强国，中国还是有无数完全不同的、非常独特的价值观，它们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髓，是我们不能丢弃或忽视的。向外国文化学习能够帮助我们处理好国际关系，保持中国应有的国际地位，但要注意外国文化也有很多局限性，绝不能让外来文化成为民族精神之魂。

中国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教育

我们看到，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十分棘手。我们要适应当今世界，要借鉴外国文化，但我们只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千万不能华而不实，任何偏颇和失误都可能引发不良后果。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若想凭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法找到正确道路，对创造新文化有所裨益，现代中国人就必须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必须具备必要的知识，如此才能完成这一重要使命。我认定，中国走出困境、解决面临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教育。教育可为中国提供懂得如何奋斗的有经验、有准备的人才。这就是我的信念，这就是为什么我30余年来投身教育事业、努力培养利国利民人才的原因。

要把外国教育理念与本国历史结合起来

鉴于教育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完全依靠外国教育显然不能得到理想的结果。外国教育重原理、轻现实，存在着弊端，效果往往不佳。留学欧洲的中国青年进入实验室学习，实验室提供的条件既纯粹又完美。而一旦回到国内，面对日常生活的实际情形，他自然就变得无所适从。他的脑子里填满了公式和绝对理想状态下的知识，很难适应具体的现实世界。他懂欧洲的理论，却不懂中国的国情。和所有理论家一样，他走极端，鼓吹没头没脑的变革，以为找到了理论知识的用武之地，殊不知，错不在国，而在他自己。很多青年甚至不问变革的原因，对他们来说，凡是变革必然是好的。他们关心的只是实行变革的方法。这种思维不仅在留学生中间流行着，而且在中国的不少教育机构里，甚至完全走着西方的路子，和纯粹的外国教育没什么两样。

因此，教育家的任务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和方法，更重要的是树人，培养学生具有自尊、自爱的意识，从而推动他们感受、珍惜、维护祖国的尊严。

为此，中国青年绝不能因所受的教育而忘本，他们只有充分了解本国历史，才能热爱本国历史，才能置身于国家发展的潮流之中，带来有益的革新，而不是损害民族文化。现代社会的生活环境，使各国人民之间产生了持久而活跃的联系。中国为了保持自由和影响力，需要吸收西方科技发展的成果，但我们不能忘记，这些只是我们自卫的手段，不是变革的理由。

中国沦为政治弱国的根本原因

多少年来，目睹祖国的衰败，我一直在努力思索———中国沦为政治弱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30年前，满清政府对外卑躬屈膝，完全失去了在民众中的威信和行动的能力。义和团运动的出现，八国联军对北京的占领，中国的形势岌岌可危。此前几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被迫与日本缔结沉重的和约，将包括台湾岛在内的自古以来即属中国的大片国土割让给日本。甲午战争的结局向西方世界暴露了中国的恐慌和软弱，列强们都跃跃欲试，讨论着分解中国的可能性，试图使中国丧失独立和主权，这就是当时所谓的“瓜分”图谋。列强们一面等待时机实现图谋，一面先后强租中国沿海重要基地，作为自己的行动据点和军事基地———德国占据了胶州湾，法国占据了广州湾，英国占据了威海卫，葡萄牙占据了澳门，俄国占据了旅顺、大连。外国使团居住的地方成了租界，中国政府在租界内不能行使任何主权。一些强邻也使其在中国某些省区的特殊权益得到了承认，例如日本在满洲里的特权。一些过去臣服于中国中央政府的国家如朝鲜，也被迫脱离了中国。此外还有巨额的战争赔款，国家财政因此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致力发展公民素质

大家看，当时中国的局势是多么的严峻，简直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国家蒙受的屈辱使我深受刺激，我决心寻求根本的救国之路，冀望历史永不重演。当时我经常出入外国占领区，留心观察中国人和外国人如何相处。我发现二者之间最大的差异是，凡外国人的举止皆透着自信，而中国人则自信全无，原因就不必说了。

当时我就想：“我国有四亿五千万人民，人口之众为世界第一；我们古老而优秀的文明比这些外国人的文明要悠久得多，现在他们却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何以沦落至此？”个中原因就在于，决定国家价值和实力的不是人口的数量，而是公民的意识、活力、创造力、自信心和凝聚力。发展个体素质，培养强壮活跃的生命，也即健全的人，这就是我要寻求的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救国强国的唯一之道。中国创造了辉煌的历史，而且保持着自己的活力，我们一定能拥有美好的未来。面对当今危局，培养认识历史、具有历史使命感的人，使其能冷静思考现状、解决当下问题，为一个独立而和平的未来中国作好准备，这就是值得我为之奉献一生的事业。于是，我就走上了教育之路。

创办南开学校

南开学校创办阶段的工作十分艰难，可以说，我是白手起家。1898年时，最早的课堂就设在我的挚友、大学者严范孙先生家里，当时只有5个学生。但我的决心是坚定的，在几位挚友的关心协助下，我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教育事业中，最后终于有了转机。到了1904年，我们开设了一所学校，学生人数上升到73人。经过不断发展，南开学校时至今日已有2500余名学生，男女兼招，开设有大学课程和中学课程，目前正在筹备开设小学课程。这就是我30余年奋斗的结果，它表明，即使没有任何援助、任何人脉，只要有真诚的愿望、不倦的热情，我们就能把事做成、把事干好。我几次访问欧美期间，每到一所学校或学术机构，都欣慰地看到，那里或多或少都有南开毕业生的身影。他们在南开学校接受基础的教育之后，来到欧美继续深造，钻研更为艰深的专门课题。

中国学生留学的益处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觉得我的立场有些令人诧异———我大谈用西式教育培养中国学生的局限和危害之后，却高谈阔论南开毕业生在国外继续深造之事，其实并不矛盾。如果一个学生尚未了解、浸润本国文化就过早地离开祖国，进入一家纯粹的外国教育机构学习，他很可能就无法把学到的知识服务于祖国实际的需要。但在这里情况就不一样了。我说的南开学生，已经在中国从老师那里接受了全面的教育，他们了解祖国的历史和祖国的需求，他们已经成熟了，他们来到欧美是为了精研他们特别感兴趣的课题，这些课题，他们在国内时就已经根据时代的需求和个人的爱好开始研究了。他们十分清楚为什么来到国外，知道在国外继续学业的目的、用途和局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会出现任何“水土不服”，他们从国外教育中吸收的都是有用的营养。

此外，除去每个学生从个人角度看到的留学价值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面的原因，促使我积极支持中国学生留学。现在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振兴对内对外都有重要意义。我们要教育中国人，让他们了解、热爱自己的祖国，为建立一个现代、有序、强大的中国作好准备。我们还必须让外国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古代文明和当今思想。很多误解往往会演变成为令人遗憾的严重事件，原因就是彼此缺乏了解，甚至是对一些最基本最简单的事情一无所知。各国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自然发展，已经越来越把中国带上西方的议事日程。虽然中西关系日益紧密，接触面日益广泛，但西方对中国文明和中国思想的了解却远远滞后，连知识分子也往往对中国缺乏最起码的认知。连载小说、通俗喜剧、电影胶片塑造的传统中国人形象，既滑稽又可恶，还通过廉价瓷器上的图案广为传播。我们必须与这种形象作持久的斗争，虽然这种斗争会很艰难。然而直到今天，我们几乎未付出任何努力来扭转这种认识，它们与事实是完全不符的，完全来源于无赖无知的想象。我们应该代之以中国人真正的形象，使其既能表现我们民族特有的优点，又能代表优美独特的中华文明。

在这方面，中国留学生可以完成这个有益而重要的使命。他们在国内受过良好的中式教育，能够代表中华文明，能够向外国人展示中华文明的风貌和价值，消除谬误和误解，为促进东西方两个世界的相互理解作出贡献。另一方面，旅居国外也可使中国人更好地了解西方，获得对西方更生动更真实的认识，而不是待在国内只获得一些理论上的认识。说实在话，很多西方人到了中国，却没有给中国人留下关于西方和西方文明准确而积极的印象。同样，我们也得承认，来到外国的中国人并非人人都有资格代表中国，他们有些人是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就来了，在很多方面还对自己的祖国知之甚少，而外国人则一般都认为凡是中国人就能代表中国，都对中国无所不知，因而往往被引入谬误。

中国知识分子必须让世界了解中国思想的真正追求

我们要让外国了解中国，了解中华文明和中国思想的真实面貌。从根本上讲，这是一件必须做的事，也是一件好事。能够真正代表两个世界的优秀人才之间，应该经常交流，这有助于克服一些目前貌似难以克服的困难，平息很多冲突纷争。与30年前我开始为祖国之不幸寻找药方之时相比，现在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主共和取代了帝制，现代工业开始发展，民族精神得以恢复。

我们———中国的大学教师和知识分子，必须让整个世界了解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真正的追求。这正是我本人在欧美和日本游历时竭尽全力去做的事情。我们要让世界了解勤劳真诚的中国人民的思想和文化，推广我们古老文明异彩纷呈的优点和成就。尤其是面对由无知造成的“黄祸”这一荒唐形象，要正告世人，中华文化几千年来表现的大德，就是和平主义！（鼓掌）

（注：文中小标题为演讲记录者所加）

主持人结束语

刚才大家为张伯苓博士献上的掌声说明，我们是多么专注、多么入迷、多么激动地倾听了南开大学校长精彩的演讲！ 我们也要感谢乔治·玛尔古力教授清晰准确的翻译。

和中国所有的大学一样，南开大学派出学生在世界各地留学，包括法国、英国、美国、德国。留学教育为中国培养了一类新型人才，我们有过留学经历的人十分欢迎这些留学生，我们相信，他们将是一股越来越强大的力量。

我坚信这一点，因为从以下两个方面讲，这样做都是必须的:第一，为了东西方人民的相互理解。随着现代社会交往的深入，为了共同的明天，东西方人民必须友好相处，团结一致；第二，中国拥有众多的人口、辽阔的疆域、肥沃的土地，从经济角度看，中国对整个世界的未来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我们知道，文明的价值不在于船坚炮利，而在于改良人心。目前，裁军是迫在眉睫的事情，我们相信，只有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思想交流，才能实现真正的国际和平！（鼓掌）

来源：南开大学报（2016年4月29日第1300期03版）

翻译：禁漫天堂 杨玉平

校订：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 张健

编辑：王星星

审校：张丽